可为与有为

高中班主任在我们刚入学时，就以“追求极善、勇为最先”要求我们要勇敢的追寻真理的光。我也很争气，伴随着闽南人的态度，我行我素的追求我的真理：不合理、不可为之事绝不完成，即使被迫要求完成也是随便应付了事；合理、可为之事，即使不被允许也一定要完成，因为我需要对自己的极善负责。

高中压力不小，尤其是我还有极善要追求，过得一直都很辛苦，但是过得也算愉快。追求自己的真理，自己决定可为与不可为：自己决定今天的作业哪一门要写，每一门写多久，写不完的作业要怎么处理，以及怎么应对老师的问责。我向来是排斥抄作业以应付检查的，因为我没有抄记能力，因此抄写对我来说是无用功。检查作业我时候我也很坦诚，没写就说没写，绝不编理由。所幸遇到的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也不算太高，对没写完的作业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；遇到僵化的老师，至多也就叫你出去走廊补作业，冷处理也不失为一种弱化矛盾并且不浪费互相时间的办法，最多最多就是说上几句放之四海皆准的“勉励”，游说你写他科目的作业，之后就不再管了。

高中的成绩还可以，因此也没怎么被老师为难，通常都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，可为与不可为的把握空间选择权比较大，因此在同学的眼中我是一个“有为”的人。不管再怎么随心所欲的做一些别人眼里离经叛道之事，比如与老师大声争论、或是像上文那样跟老师直球对决，却总不至于捅到马蜂窝。以至于他们甚至把我跟有些老师的“互动”当成戏剧来看，我的不加掩饰的赤诚相待，对上老师无法接受苍白事实的暴跳如雷，经常搞得班里哄堂大笑。至于我，我自己不在乎自己是否有为，我只靠追求我心中的极善就能够过活。

我很感恩我的高中老师们，包容我的直率与诚恳，让我有了追求极善的有为空间；我也很感谢我的同学们，提供了一起摆烂的环境，让我得以承受追求极善需要承受的有为压力；更要感谢闽南的慢节奏，给我时间思考与沉淀，让我有了追求极善的有为质地。

大学就不是这样，大学反而缺乏对多元文化的包容，甚至几乎摧毁了我对“可为”的兴趣。

我反常识的从沿海跑到中部上学，只为体验不同的环境。我在大学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“你为什么做的跟别人不一样？这肯定是这么这么做（而不是你那么做）。”我不知道该这个问题怎么回答，我也不知道提问者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，甚至对其提问的成因感到疑惑。

大学里似乎没有人关心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如果不这么做会怎么样，所有人只在乎过程与结果，至少多数人看起来是这样。高中我最喜欢去问别人：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方法？因为在我看来用钥匙开门并不神奇，神奇的是怎么找到对的钥匙。当然，直接拿钥匙来开门肯定是没错的，只是缺乏了一种关于过程完整性的美感。我在这个新环境中，依然保持先前的节奏追求真理，而这一切却不再得心应手，可为之事被行使得二二六六。我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，有为变无为，从资优生贬为庸材。

大学低频但周期长的课程安排，让我无法适应。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，课程续讲上节课内容，我却丝毫记不起来，即使我课后有复习。很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老师在上面讲，我在下面翻书自习，有时上完一堂课我的进度甚至更快些。更加无法忍受的是共享代码，共享作业的见怪不怪，并且老师似乎也默许这一行为。我调试了几天的代码，拷贝给同材参考，之后同材却直接转手拷贝给别人，于是验收现场所有人的代码长得都一样。但是实验分数占比不高，成绩还是以理论考试为主，因此也助长了这个行为，导致毕业时大部分人根本写不出哪怕一小段优质的代码，却能和面试官就基础理论对谈。

大学的行政体系最让人瞠目结舌。行政体系的懒政已经无法容忍，行政楼里的老爷们心情好的时候会像机器人一样回复“等学院通知”，“自行阅读说明”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劈头盖脸的对你砸“这是你自己的问题”，“你当时为什么不处理”，“你现在拿来有什么用”，先把干错万错都推给你，再加上几句提升自我姿态的话“我还要先处理其他事”，“我是特地从本部过来的”。你如果反驳“上次你就叫我拿这些材料来”，“之前你说没问题的”，他们就会很没风度的扭头就走或是装忙不再搭理你。下级接受的指令不清，就把皮球踢给上级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上级，跟他的面谈却仿佛发生在异世界，我跟他讲塞子，他跟我讲浴缸，跟我讲韩总宇宙，末了回归到我为了塞子跑来找他不合理，要我再去找下级，就又把球还了回去。

大学的教育先把我的消磨，再用行政把我的“可为”彻底摧毁。“可为”已被摧毁，又怎么会有什么“有为”可言呢？